人民日报整版分享：春节里的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

《 人民日报 》（ 2024年02月24日 08 版）

春节是民族情感的凝聚点，又是富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的文化风景。春节年俗丰富多彩，不断推陈出新，在团圆祈福中，新旧年俗提升着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年更有“年味儿”。元宵佳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在5位名家的生动讲述中，分享春节里的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心怀对春的期盼、对家国的深情，砥砺奋斗，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编 者

贾家庄的联欢

王宏甲

舞台的LED大屏幕上，喜庆的画面映出“龙腾新时代，聚力再出发”10个大字。这是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村的春节文艺联欢会。

大年初一上午9点半开始。开场歌舞《龙腾盛世开新篇》，表演者80人。面对如此绚丽的服装，如此婀娜的舞蹈，我知道我的文字无论怎么描述都是苍白的。“你们请了哪里的人来演出？”我问身边的村党委原书记邢利民。他说：“这些全部是我们村的人。”接着我知道了，表演者就是贾家庄村村民，有村史馆讲解员、汽车驾驶员、宾馆服务员、厨师、财务人员、中小学生，还有回家过年的大学生等等，年龄最小的25个孩子是本村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中看完开场歌舞。接着上场的是50人组合表演《幸福生活万年长》，演出者都是年龄70岁左右的老人，年龄最大的任彦雄已经80岁。听着他们边跳边唱：“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舞台上的50名表演者，是从贾家庄村艰苦奋斗的岁月里走过来的农民的代表。这个节目是“夕阳红党支部”编排选送的。

编排这个节目的负责人叫张丽珍，她原是贾家庄村幼儿园的老师。贾家庄村有220名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每天在集体食堂免费用早餐和中餐。每天上午8点半，老人们在集体食堂用餐后，有人领他们做健身操，领操者就是张丽珍。

“这台联欢会有42个节目负责人。”贾家庄村委会办公室的李红娇告诉我。李红娇大学毕业后到贾家庄工作已近8年，她说：“这台联欢会有506名表演者。所有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张丽珍老师就是42个节目负责人之一。”我看到了这个村强劲的组织能力。

贾家庄村全村近3000人，每6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次演出。这是他们自己的礼堂，拥有现代化声光电舞台系统、录制导播系统和直播平台。礼堂此时座无虚席，左右两边过道和后排都站满了人。联欢会通过网络视频号直播，没到现场的村民在家里也能收看，在外工作的贾家庄人也可以在手机上收看。现场观众里还有五六百人来自邻村，据说，他们多是去外地打工回家过年的年轻人。

4个节目主持人都是在贾家庄村成长的，年纪最小的主持人邢凯然是初二学生。邢凯然清脆的声音在会场响起，“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所有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接着，4位主持人齐声说：“全村的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全场的掌声就像要把会场抬起来。

这欢乐里有温暖的内涵。贾家庄村几十年没有贫困户。过年了，大家聚在一起联欢，其乐融融。

“贾家庄村的春节文艺联欢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这是一个很久的故事了。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的贾家庄村团支部书记邢利民组织了农民文艺宣传队。“当时有多少人？”我问。邢利民说：“我们想要三四十人，报名的有五六十人。”他们排练的第一个节目叫《一穗高粱》。演出队曾经到县里去参加汇演。1988年，他们还创建了汾阳第一支农民铜管乐队。

农民演，演农民，农民看，农民赞，这是一个在贾家庄村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故事。贾家庄村党委书记邢万里说：“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表现身边人、身边事，推动村庄工作，凝聚人心，对发展集体事业的作用较大。”

今年春节，贾家庄村还组织了40支汾阳内外篮球队、12支拔河队到村里来比赛。

贾家庄2024年春节文艺联欢会，有个组合表演叫《越走越宽广》，表演者27人，9位村干部全部上场。一位宣传干部说：“他们站在台上，百姓看了心里踏实。”

乡情 亲情 友情

施爱东

过年，是一次礼物和亲情的流动。

在我的老家江西省信丰县，大年初二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无论是远在异乡的游子，还是近在县城的居民，全都回到老家祭祖、拜年。这天上午，乡村人声鼎沸，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互相拜年，通过礼物的流动，巩固亲邻关系。

母亲盼望我回家过年，除了想念儿子，还有一个她从没说过、我也从不点破的原因：替她“还人情”。母亲不识字，但她把这一年来欠下的人情，全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谁帮她修抽油烟机，谁背我父亲去医院，谁送来土特产，谁经常陪她聊天，一五一十说给我们听。我和弟弟早就准备好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红包，等着去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家拜年的时候，给对方的老人、孩子奉上。

我们一般要提前准备好数十个红包，分送给拜年时所见到的尚无经济能力的晚辈或者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长辈。红包可以是纯表意的，也可以是实质性的经济扶助。按照母亲的授意，我会把最大的红包悄悄塞给那些经济上比较困难以及经常来看望母亲、帮着母亲干活的亲戚家的孩子和老人。

越来越多的人都像我这样，只身回村祭祖、拜年，礼物流动就是单向的。有的人刻意不带小孩回村里拜年，比如我的二堂姐。她过去不带女儿回乡拜年，现在女儿成年了，她又不带孙女回乡拜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带小孩回村，不是费别人红包吗？”她每年回乡，就是去给亲戚发红包的。她认识的人多，走的家数比我多，发出的红包也更多。

如果村里的某家发生什么大事，需要大笔花销，回乡的亲属总是会在拜年的时候送上一个资助性的红包。资助的范围大约包括子女上大学、家中出现重病患者、有卧床老人，或者其他一些意外变故。

文化人类学者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说：“中国人的礼物被视为传达重要的精神信息——诸如关心、眷恋、道德关怀和感情联系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因而，礼物创造出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被村民统称为人情。”送礼物又叫做“做人情”，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善于“做人情”的家庭主妇。

我们兄弟俩都不在信丰县工作，但是母亲并不寂寞，她经常会主动要求亲戚为她提供帮助。亲戚来的时候，总是会带上自己家的花生、瓜果、萝卜干，干完活儿，他们会留在家里吃餐饭，陪老人聊聊天，说说村里的故事、听来的故事。一到过年，母亲的这些见闻就能发挥用场，她会告诉我和弟弟，回到村里一定要去谁家走动，谁家有几个小孩，应该包多大的红包。

年节期间的礼物流动，既维系着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也维系着一种互助关系。彼此的亲情和感激，全都化作“过年好”“新春吉祥，恭喜发财”的诚挚祝福。乡土社会的亲情和友情，就在这种彼此的给予和传递中延续着。

跟着味觉回家

陈晓卿

1982年，我来北京读书。来年元宵节，我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的元宵。那天，学校食堂请每名同学免费品尝两个元宵。来自北方的同学吃得很开心，来自南方的同学则显得有些疑惑。那次吃的元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至今都记得那是青红丝馅儿，里边带着冰糖，和我家乡吃的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元宵是把和好的馅儿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儿，直接放进有很多糯米粉的平箩里摇出来的。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南北方的元宵节美食都有较大差异。南方至今很多地方仍保留着在冬至和小年也就是腊月二十四的时候吃汤圆的民俗，而北方一般要到正月十五才吃元宵。内容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元宵一般用白汤煮，里边有些掉了渣的糯米粉；汤圆的汤是清澈的，里面有放醪糟的，放桂花的，放糖的，还有放青菜的。元宵基本上是甜馅儿，芝麻馅儿、红枣馅儿、豆沙馅儿；汤圆除了芝麻、花生这种馅儿之外，更常见的是鲜肉馅儿、蔬菜馅儿，比如，贵州毕节有一种用鸡油和麻籽做馅儿的汤圆，浙江金华有一种猪油渣加辣椒的辣馅儿汤圆。

关于什么是最好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没有标准答案。

过元宵节，是在向记忆里的味道致意。食物的由来顺应着时节变化与地域特征，是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文化风景。回想最新制作的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有一位学者在纪录片里说：“食物是一种交往的语言，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都通过食物呈现出来。”因此他认为，“你的胃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是什么样的人。”

春节最重要的一部分，恰恰就是这种关于家的味道、关于食物的情感温度。这些都是个人化的记忆。当一个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了陌生的地方，也许才会理解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也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味觉习惯，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间至味，酝酿在人与人之间。食物与所在地区气质的某种链接，以及食物自身流变的奥秘，一直深深吸引着我。食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满足饱腹感的东西，它身上富集的信息，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纪录片的拍摄工作需要与人打交道，而食物恰好是人与人便捷交流的媒介之一。借用我们制作的纪录片《风味人间》里的一句旁白：“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像流水一样豁达。”

而食物，用“味觉记忆”标识着我们的归属，指引着我们回家的路。

红花褂

徐贵祥

小时候，从正月初一开始，就盼望再过年。过年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新衣服。

我这一生中，有两个年都与红花褂有关。

应该是我七八岁过年时，母亲说要给我做一件新褂子，我太高兴了，做梦都在想象新褂子的模样。可是，等新褂子取回来之后，我一看，嘴一咧就瘪了，坐地大哭，原来是件红底白花的花褂子。我的父亲是农村基层干部，很会做工作，他指着一幅年画对我说：“你看，解放军叔叔穿的这衣裳，领子和口袋跟你这件相似。你想不想像解放军叔叔一样？”

我一听这话，转忧为喜，高高兴兴地穿上了那件红花褂。褂子大，抻开前襟就是个大兜子。我忙活了一个晚上，到处拜年，挣回来一兜子糖果花生，里面还有些许毛票，压岁钱累计两元多。

10年之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从军的岁月里，每逢过年，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当连队指导员时，有一年春节前夕，我给连队讲了我的“红花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说来话长。当年，这个连队执行重大任务胜利归来，战士们产生了一些骄傲情绪。为了过好这个年，让战士们更好团结起来，我到任后，经常与战士们在一起，从讲故事入手，引导大家回忆童年过年的温暖和亲人的叮咛，也听他们讲故事，进行思想摸底。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讲故事”这一招起作用了。连续几天，我和几个排长分别到各班参加班务会、故事会、分析会，大家一边回忆连队过去的风貌，一边为连队现状感到忧虑。我们都觉得，这个连队要重振雄风，首先就从过好这个年开始。

那年腊月二十五，我们接到通知，说马副师长要到我们连过年。放下电话，我同几个排长商量，他们大多都有信心。心里有了底气，我把连队集合起来，再次进行动员，发出倡议，我们每个人在大年三十给连队做一件“红花褂”作为礼物，可以是为连队做好事，也可以是为连队建设献计献策，还可以是提建议和意见。

很快，战士们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给连队送“红花褂”，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让年轻的战士们充满了好奇。

当天下午，几个老兵到汽车班借来工具，叮叮当当地打制工艺品，越干越起劲，准备为连史馆丰富内容。

第二天，我到营区转了一圈，发现不少地方焕然一新，黑板报也换了内容，就连车场也被冲洗一净，9辆摩托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年三十晚上，饭堂里张灯结彩，还挂了很多灯谜，桌子上饭菜飘香。马副师长出现时，全连迅速起立、敬礼，表现出较高的素养。马副师长笑哈哈地说：“听说同志们还给连队准备了‘红花褂’，亮亮宝吧！”

没有想到，战士们准备的“红花褂”那么富有创意，有炮弹壳做成的工艺品，有重新抄写的班务会记录，真是琳琅满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个原本情绪很大的战士，从挎包里抖落一堆纸片，红着脸说：“这是我在营区捡拾的废纸片。”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马副师长的眼圈红了。我知道，马副师长是在肯定我们连队团结，劲儿往一处使。

轮到我了，我面向连队，敬了一个礼。我说：“我第一次当指导员，没有经验，我也给连队送上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叫‘信任’！我信任我的连队，也请战友们信任我这个指导员！”

给灰娃奶奶拜年

张 辉

农历癸卯年的年底，终于又见到98岁的灰娃奶奶。

拜年的地点，在燕山余脉中北京西郊那个被称为“大鸟窝”的家园。屋里，除了一如既往的书、画、字，陕西剪纸，张仃和毕加索的合影，壁炉上的石马和泥马摆件……还有养在硕大花盆里的牡丹和灰娃的孙女关关刚从花卉市场运来的茶花，插在高过一米的玻璃花瓶里，高贵、自然又脱俗。

奶奶这天下午的第一件事，是为上海一个网络公众号录制小视频，回忆自己的“第一回”。她说到“我在小学，有两次写作文都受到老师表扬”的经历，那时她大概10岁。第一篇是《雪》，第二篇是《晴》。《雪》刊登在一张儿童报上，报纸早已无法找到，但她记住了老师的批语：“你是未来的小作家”。“我写的都是一行一行的”，虽然童年的她还完全“不知道诗是什么事情”。

即使已年近百岁，从这段讲述，我们依然能真切感到奶奶的诗人本色。时光的流逝中，生活的变化，生命的阴晴圆缺，似乎都浓缩在这段对晴和雪的最初记忆之中。一个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开头！

这一次见面，她没有说到12岁去往延安加入革命队伍的经历，没有说到艾青、丁玲、萧军……也没有说到丈夫张仃对她深入骨髓的影响，她说到了第一任丈夫武昭峰。他是王近山司令的爱将，年仅23岁就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为国捐躯。她特别忆起1949年之后在南京身患重病，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辗转大半个中国寻找解放军大部队的那段经历。她的语气平静却异常深情，是在讲她个人的故事，也是在讲述她所经历的现代中国的历史。

回忆往事，奶奶的眼睛里都会流露出一丝不同寻常的光，文不加点的进行曲语速，似乎需要稍稍停顿数小节休止符，才能让故事继续。

这样的停顿，出现在那天一起去拜年的翻译家刘文飞用俄语朗诵他翻译的灰娃的诗《不要玫瑰》之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日里我听见 蟋蟀空寂鸣叫/黑夜里我听见 山水呜咽奔流/我有心跟山水悠悠流走/又恐怕山水一去不回头/启明星哟/风里露里 请以清光辉映”。刘文飞诵毕，问灰娃这位北大俄语系的毕业生、原名理召的诗人：“您还能说俄语吗？”

就这样，我们在“大鸟窝”待了差不多5个小时，而这短暂又漫长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着奶奶的回忆，犹如经历了丰富又沧桑的百年。

下午4点多的时候，清华大学老师也来给奶奶拜年。交谈中，他们介绍在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灰娃诗全编》面世之际，准备在清华园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灰娃诗歌朗诵会。

我个人感到荣幸的是，《灰娃诗全编》中收录有一张我在拜年当天专门为她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奶奶，银发满头，围着一条黑绿相间、隐隐有着深红色镶边的围巾，目光专注、深邃而慈祥，手上拿着一颗圆润的车厘子，别有风调。

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一个给世纪老人拜年的下午。

版式设计：赵偲汝

(责编：白宇、卫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