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强烈责任担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律性的深邃洞察和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刻把握。《决定》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深刻领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一步巩固和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如期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从国际比较看，在与我国相同的发展阶段，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并不必然，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万现价美元之后十年GDP增速均值仅为3.1%。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关期，实现二十大提出的战略目标，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进入退出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挖掘要素市场优化配置的潜力，实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需要形成适合知识、技术、数据等新要素加快发展的市场环境，培育新增长动能；需要完善市场化法治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增强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作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处理好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需要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百年大变局的安全挑战。统筹效率、公平、可持续和安全四个方面的发展目标，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着力调整初次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力度，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通过创新市场机制和发挥好“有形之手”作用，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价格、财税、金融等激励机制，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市场力量有效结合，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军事和国际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转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巩固传统优势地位和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举措。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加快聚集，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监管和政策环境，充分释放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动能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拓展增长空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效抑制可能存在的滥用垄断地位、侵犯个人隐私、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好发展。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全球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超过1/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我们需要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上扩大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强对全球企业、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将国内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在不确定国际环境中对发展主动权的掌握。

　　二、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改革中形成的重要实践经验。在更高水平上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潜力，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确保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同时，要增强政府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需要积极落实《决定》提出的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建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制度，健全促进国企聚焦主责主业的体制机制。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还存在市场准入后不平等、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需要加快落实《决定》提出的“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保障准入后平等获取要素和开展经营活动。引导民营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强化民营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推动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更好发挥稳增长、保就业、促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一大市场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比较优势、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联动的基础。当前，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面临地方招商内卷，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衔接不够，土地、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面临地方保护、市场准入障碍、不同所有制待遇不同、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要按照《决定》部署，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完善对平台等新经济组织的监管机制。健全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推动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实现要素资源更高效的配置。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我国产权保护制度还存在薄弱环节，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发展的适应性不强。市场准入存在一些隐性壁垒，退出机制仍不完善，影响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发挥。社会信用信息共享、监管和服务水平还不够高。《决定》提出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要切实维护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增强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决定》提出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要结合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业务特殊性，分领域分阶段制定优化其市场准入的规则标准。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法规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信用制度规则的统一，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努力营造一个全社会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还面临政策协调性不够和部门权责边界不清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完全合理，历史积累的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交织，基础数据统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要按照《决定》部署，通过持续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推动规划、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效能。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完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基础支撑。

　　《 人民日报 》（ 2024年09月19日 10 版）

(责编：赵欣悦、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