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17 01:30:22 来源: sp20241217
中新网 5月25日电(魏晨曦)当地时间2020年5月25日,美国一名非裔男子的死亡,震惊世界。
在遭到警察单膝跪压颈部“致命的9分29秒”里,他喊了27次“我不能呼吸”,却仍没能逃脱将他推向“死神”的那双手。
乔治·弗洛伊德——这个名字,以一种悲伤的方式,被世人记住。
四年过去,个案的正义伸张,不但没有带来系统性的改善,流沙之上的“人权堡垒”更是不断塌陷。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在美国,弗洛伊德们,越来越多?
接受 中新网 采访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指出,这些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反映出美国自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毒瘤”难以拔除,其自身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今天的美国社会,距离“平等”这一理想目标,还很遥远。
当地时间2021年5月25日,美国纽约,民众纪念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
“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美国,悼念和抗争从未停止,因为弗洛伊德“不会是最后一个”。
“黑人的命也是命!”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许多非裔美国人纷纷走上街头。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的呼声,在全美范围内持续高涨。
近年来,在5月25日这一天,全美各地的人们,会以多种形式纪念弗洛伊德。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举行网上默哀,美国多地官员单膝跪地数分钟悼念,反抗游行和演讲活动不断上演……
弗洛伊德的家人,为宣扬种族平等,也在为推动美国警察问责制建设而努力。
弗洛伊德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美国非裔等少数族裔承受警察暴力行为的缩影。
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3年,美国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共致至少1247人丧生。其中,只占美国总人口13%的非洲裔,在所有受害者中占到了27%。
截至2024年5月10日的数据显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全美国有433人命丧警察之手。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屡屡成为暴力执法的受害者——近期,舆论再次聚焦美国社会这一痛点。
2024年4月,美国俄亥俄州坎顿警方接到一起单车撞车事故的报警。随后,一名叫做弗兰克·泰森的53岁非裔男子,被警察用膝盖跪压约30秒,期间多次表示“我无法呼吸”,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
5月,在佛罗里达州,居家的23岁美国空军现役飞行员罗杰·福特森听到敲门声,出于警觉,回屋取出一支手枪并打开了门,随后遭警察枪杀而亡。中枪的福特森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无法呼吸”。针对被公布的视频内容,家属指出,警察开枪前并没有要求福特森放下武器。
“作为一位年轻的非裔,他曾为这个国家而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会站起来为他而战吗?”在福特森的葬礼上,牧师夏普顿发出质问。
从弗洛伊德,到弗洛伊德“2.0版”“3.0版”……一桩桩针对非裔美国人的警方滥用暴力事件,发人深省。四年过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毒瘤”,“毒性”愈发强烈。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0日,乔治·弗洛伊德家属的律师克朗普及其家人在宣判后发表声明说,“今天判决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城市,它对国家甚至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美国非裔的正义也是整个美国的正义。”“我无法呼吸”
“我无法呼吸”,是承受致命重压之下的弗洛伊德们,留下的同一句话。背后更是他们对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无奈呐喊。
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悲剧?
首先,美国一些地区的警务工作中,滥用暴力行为普遍存在。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内警察的执法过程中,非裔被滥用暴力或遭遇枪杀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李海东对 中新网 指出。
2018年,在明尼苏达州,31岁的非裔美国人瑟曼·布莱文斯在持枪穿过一条小巷时被枪杀,当时他大喊着“我什么都没做,请不要向我开枪”。
2019年,在科罗拉多州,当地警察局接到一起“有可疑之人在郊区出现”的报警,不久后,23岁的非裔男子伊利亚·麦克莱恩被警察强行拘留。当被按倒在地遭扼喉之际,他七次向警察哀求:“我不能呼吸”,随后被医护人员注射氯胺酮。三天后,麦克莱恩被宣布死亡。
第二,是充满偏见的社会认知。
李海东认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毒瘤”难以拔除,是导致弗洛伊德之死等类似事件最根本的原因。
李海东表示,“种族主义,是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自诞生时就带有的‘基因’,在其将近250年的发展中,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被很好地解决,反而还在持续恶化。”
《纽约时报》指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在内,一些美国本土的警察局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种族歧视已深深嵌入美国社会的各方面,几乎与其社会制度密不可分。更致命的是,“白人警察杀死非裔可能无罪”,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印象。
当地时间2020年5月30日,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暴力执法死亡事件持续发酵。 中新社 记者 陈孟统 摄“从失望到绝望再到沉默”
“非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对其自身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地位的感受不同,由于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对于任何涉及种族歧视的语言、行为和政策都很敏感,这就导致一旦出现弗洛伊德类似事件,这一群体的爆发力就会特别强。”李海东说。
李海东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距离“平等”这一理想目标还很遥远,“美国自身的治理存在严重缺陷”。
随着美国反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断兴起,一方面,美国各地一些警察迫于压力纷纷辞职;与此同时,要求削减警察部队开支的呼声,也在全美多地响起。不过,《纽约时报》指出,这项运动基本上“没有成功”,有些警局的预算甚至还在增加。
近年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呼吁国会通过“有意义的”警察改革法案,但直到如今,该法案仍然进展甚微,警察体制改革依然遥遥无期。
个案的正义伸张,为何没有促使美国带来系统性问题的改善?
李海东认为,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正在削弱甚至消失,他们的国家认同也在变得“高度混乱”。
“话语权更大的精英群体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对于许多少数族裔和底层白人而言,他们不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反而觉得是被国家抛弃的那一拨人。”李海东分析称,一些民众身份认同上的“高度混乱”,导致美国社会难以产生内聚力。
他补充说,许多美国民众通过自身经历,尤其是像弗洛伊德这样的悲惨遭遇,切实地感受到国家没有维护他们的权利,于是不再相信精英的那一套话语。
李海东指出,在就业、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美国政客或精英群体采取的政策,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各族裔群体的诉求。这导致美国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对于这个国家的既有体制或政策感到失望,并从开始的失望,到绝望,再到无语,直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美国,这种恶性循环没有被打破。
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歌曲《改变即将到来》,曾在弗洛伊德的葬礼上响起。然而,倘若美国警察执法时滥用暴力的现状没有根本性改变,种族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也无法改善,“弗洛伊德”们的 “无法呼吸”之“痛”,又将如何愈合?(完)
【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