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专家学者共话新阶段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三地专家学者共话新阶段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粤港澳贸易和投资全面便利化

　　经济大咖谈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赋予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

　　半年过去，围绕全新定位，广东深入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营商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全球招商引资步伐加快，“软”“硬”联通深入推进，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锚定目标，扬帆起航。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三地应如何共同促进、融合发展？南方日报采访粤港澳三地专家学者，围绕焦点议题展开探讨，为新阶段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圆桌嘉宾

　　叶紫莹 广东省高等国际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

　　黄元山 香港特首政策组组长

　　胡伟星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慧 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

　　徐卫刚 香港中联办经济部部长

　　李小加 前香港交易与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广东省高等国际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金融业界指导委员会主任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广东省高等国际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

　　粤港澳强化合作 

　　做实“一点两地”战略定位

　　南方日报：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如何落实总书记“一点两地”的全新战略定位？

　　叶紫莹：粤港澳大湾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22年大湾区GDP突破13万亿元，已超过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达到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的水平。大湾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3.7%，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大湾区创新力和发展潜力巨大。

　　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认为关键是要突破粤港澳三地不同关税区、不同法律制度的差异和障碍，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优势，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发挥粤港澳三地战略互补优势，把广东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港澳的金融、贸易、科研等服务业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带动大湾区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湾区，推动实现大湾区“一点两地”战略定位。

　　黄元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点两地”的战略目标，需要粤港澳三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强联手”才能实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我们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应考虑如何进一步强化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合作关系，更好地助力实现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发展，让越来越多香港市民认识到，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对香港经济发展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在大湾区机遇带动下，香港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即使没有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市民也会从中受益。因此，香港要继续发挥好“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立足大湾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的角色。

　　胡伟星：“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在很多地方要有新突破，能够给全国发挥排头兵作用、示范作用、引领作用。一是要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二是互联互通要有大发展，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正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推动我国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定要高瞻远瞩，通过新的制度、新的体制机制来再造活力。回想过去20多年中国加入WTO后的进程，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活力与动力，我国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局面。现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我们又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到了新的发展临界点，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在体制机制上再有创新突破，用更好的制度再度吸引优质外资、打造优势产业，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支撑乃至引领作用。

　　徐卫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后，总书记多次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殷切期望，今年4月又亲临广东视察，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提速，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涌现了一大批新平台新项目。我们要抓住时机或者是时间窗口，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更加凸显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李小加：要以新思维、新市场、新技术为突破，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以澳门为例，澳门特首发表的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特别强调“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现代金融就是四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澳门金融产业的发展必须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和服务群体，走一条与香港、深圳不同的“特色金融”“现代金融”的发展之路，通过新的金融产品和形式，推动粤港澳三地金融一体化的创新。在金融领域，随着粤港澳三地合作持续深入，大湾区有望迎来又一次的飞跃。这次飞跃，有望将国际大资本和中国小企业连接起来，利用中国数字化革命的巨大成果，帮助中小微企业闯出一条投资新路。

　　巴曙松：相较世界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多种体制并存”的特征明显，要发挥这一独特优势，立足于不同政策场景，探索多种形式的规则对接。要充分发挥港澳“超级联系人”作用，为大湾区深度对接全球区域经贸协定发挥桥梁作用。在巩固港澳尤其是香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以港澳为支点，建立我国对外开放的规则“缓冲垫”，打造维护我国对外开放国家安全规则的“安全阀”，切实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安全应对能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提升大湾区一体化水平

　　南方日报：粤港澳三地应如何推进多种要素之间互联互通，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叶紫莹：我认为，可以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下，粤港澳三方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允许货物、服务、资金、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减少三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优化配置，共同建立高度开放的大市场。

　　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趋势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底层规则加快重塑，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面对这种挑战，我们要更好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在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主动拥抱全球化。在倡导制度型开放方面，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我们国家正申请加入CPTPP、DEPA等最新最前沿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然而，我国若要对接CPTPP、DEPA等最新最前沿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将会遇到如竞争中性、环境保护、金融开放等难点焦点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以大湾区为切口，对这些国际经贸规则难点问题在大湾区内进行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这将会是一个务实选择，也能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黄元山：要进一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我们可以着手于比如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举个例子，我们要考虑怎样更好发挥广州南沙、前海蛇口、珠海横琴的自贸片区功能，更好辐射带动珠三角九市乃至整个大湾区城市群，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经济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

　　胡伟星：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与国内其他区域合作不同，京津冀、长三角等地的区域合作不涉及“一国两制”，主要靠行政协调，是“协同发展”，而大湾区是“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比协同发展更复杂，不仅需要行政协调、产业协同、设施互通等，还牵涉到规则衔接、社会融合、文化认同等。

　　从“硬”联通看，大湾区做得非常好，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建设发达完善，“一小时生活圈”加快成形。从“软”联通看，大湾区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实现资源要素在全湾区无障碍地自由流动，推进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目前已经有了显著成效。三地政策连接力度大，这种软连接有利于优惠政策出台，使民众生活更方便。

　　下一步，制度创新、规则衔接是难点，需要加速突破。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真正形成合力，把规则衔接深层次的底层逻辑打通。同时，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也需要继续加快。

　　巴曙松：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促进规则对接，加速建设区域统一大市场。一是寻求最大公约数，即采用一致的标准规则，如在服务业开放方面，采用最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食品安全领域，制定共同的食品安全标准；采用负面清单制度提高透明度。二是单边认可机制，主要是大湾区内地九市对港澳的资质、标准认可。三是相互认可机制，如通关检验检疫方面，相互认可对方的查验结果；一些服务贸易行业的资格相互认可。四是同等待遇。如大湾区实行“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来解决因三地税制不同产生的差异问题。

　　在目前的基础上，可探索制定大湾区统一的市场规则，特别是涉及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领域，可以更多参照香港市场的规则和标准。香港具有成熟的市场规范和符合国际标准的商品检测、专业服务资格认定，尤其是商品、服务、技术的检测标准，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可性，这也是大湾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前提。

　　从CEPA迈进更高的国际标准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南方日报：今年是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二十周年。那么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制定和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同步并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

　　叶紫莹：CEPA是我国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当时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一个贸易协议。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重要举措，CEPA推动内地与港澳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在CEPA签署实施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货物贸易增长超过2倍，平均每年增长6%，内地还成为香港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但由于当时所处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局限性，CEPA内容局限在传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三个领域，金融服务、科技合作、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数字经济等当前国际贸易谈判的热点议题均不在CEPA里面，而且CEPA协议条款大都是框架性、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所以我认为CEPA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升级。建议可以全面对标CPTPP、DEPA等当今最先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进一步加强香港澳门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吸引力，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制定自由贸易协议，从而实现货物贸易的零关税和零壁垒、服务贸易的全面开放、提升投资便利化以及资金的互联互通互动。

　　胡伟星：我认为要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势必要推动三地自贸区融合发展，现在推进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一方面，我们可以沿着过去对外开放的步伐和CEPA所安排的路径去稳步推进，这是水到渠成的做法。在货物贸易上，大湾区内部已经实现自由化了；但在服务贸易上，我们仍有障碍，需要进一步消除这些壁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探索在横琴、前海、南沙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通过“点”的深化开放与制度创新，带动“面”的发展，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城市。

　　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标国际最新最高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只有这样，大湾区的制度安排在数年甚至十年后也不会落伍，甚至能够持续对区域合作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陈子慧：今年是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二十周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内地与香港、澳门在货物贸易领域全面实现了自由化，在服务贸易领域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在投资领域建立了系统多元的保障制度。在CEPA积累了二十年经验，以及大湾区“9+2”城市不断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如果能建立比国际上一般自贸协议更高标准、开放融合程度更高的制度，将进一步深化规则和制度的相互衔接，推动人员和各类要素在湾区内自由流动，对大湾区实现“一点两地”全新战略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促使投资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将对澳资企业进入大湾区市场、澳门居民到大湾区创业就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同时，这也将增强澳门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凭借澳门自由港、简单税制以及中葡平台等的独特优势，有望吸引更多外资和企业，透过澳门进入大湾区的庞大市场。同时，还将有利于澳门“1+4”产业发展，为澳门突破市场规模和空间资源制约、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来新机遇。

　　巴曙松：促进大湾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参考对接CPTPP、TISA、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打造支撑我国未来发展战略利益，涵盖通行规则、新型规则于一体的特色经贸规则体系。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金融产业发展优势，一方面重点制定适用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无人驾驶、WEB3.0等未来产业的新型贸易规则；另一方面，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实体经济基础和未来发展巨大潜力，制定针对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便利化的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大湾区从参与国际规则体系到在特定领域逐步实现引领部分新经济领域的国际未来新型经贸规则体系的转变。

　　结合外商投资的这个重点领域，可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三位一体”的外商投资规则体系。比如，建立投资“负面清单”，从面向港澳开放先行先试到与港澳合作共试；建立“反垄断”体系，以扩大对港澳开放为基础，逐步建设内外循环一体化的“反垄断”体系；建设“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逐步建设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一体化的制度性开放体系。

　　此外，金融领域的创新也是重要一环。大湾区在发挥多种体制并存优势的同时，可参考欧盟“单一通行证”制度，促进内地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融合。

　　南方日报记者 陈晓 吴哲 曾美玲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