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丨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让世界听到“中国哲学”的声音

　　 中新社 北京11月17日电 题：让世界听到“中国哲学”的声音

　　——专访美国汉学家安乐哲

　　作者 凌云 文龙杰

　　“一场剧烈的风暴即将来临：全球变暖、环境退化、瘟疫、粮食和水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贫富不均等。只有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学会在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进行合作，我们人类的困境才能得到解决。”翻看美国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的论文集，自序中的这段话让人印象深刻。安乐哲几十年来致力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挖掘，找寻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路径与答案。近日，安乐哲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探讨儒家价值观如何转变为世界文化秩序的资源等话题。

视频：【东西问】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让世界听到“中国哲学”的声音 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你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如今是享誉世界的汉学研究及传播者，你如何与中国哲学结缘？

　　安乐哲：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结识了一群“人”，成为一生的良师益友。

　　1966年夏天，我作为美国雷德兰兹大学(University of Redlands)的交换生，到香港中文大学求学。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社群关系等，师生间、校友间仿佛都有一种亲密联系，这种“不一样”深深吸引着我。从18岁到76岁，我似乎一直对事物的本质充满好奇，渴望清楚地了解和探究这种“不同”。

　　我在雷德兰兹大学研修西方哲学时，与数个世纪以来无数的学生一样，很快从苏格拉底的真诚和“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得到了启发。到香港之后，我又学习了儒家哲学，它与苏格拉底的自我发现之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开始痴迷于儒家的理念——“修身”“弘道”“平天下”。那个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学习中文，得以聆听几位中国现当代杰出哲学家的教诲，特别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后来我转入新界沙田的崇基学院，有幸跟随劳思光教授学习《孟子》。他对哲学的热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印象深刻。

　　那时候的香港非常贫困，米饭中常常有沙子，粥里的米少得可怜，但这不妨碍大家结下深厚情谊，彼此帮助。我现在回到香港还会与同学聚在一起，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从香港求学，让我对“家”有深刻的体会。

　　 中新社 记者：你曾说“在北京总能感受到强烈的家庭氛围”，为何有这样的感触？你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家”的概念？“家”哲学蕴含着何种世界意义？

　　安乐哲：我父亲有六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孩子们独立生活，这与中国的家庭制度和父母子女关系有着很大区别。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到这种“不同”。

　　中国家庭的氛围，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常能看到中国的父母带着孩子参观游览，鼓励孩子努力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在给学生上课时，学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作为“师父”给予他们帮助。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围绕“家”建立的独特伦理关系。

2023年8月15日，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在给学生们讲课。李国庆 摄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文化传统延续不断。这与中国家庭制度的传承不断息息相关，中国的“家”哲学注重理解、传承和使用，也就是“生生不息”。

　　今年11月，来自各国、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学者齐聚北京，通过一个论坛畅谈“家的哲学”。我们把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集合到一起，不是让一个文化“说服”另一个文化，而是通过交流，相互碰撞出更多火花。“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重要的主题，其对现代世界的意义需要被重新审视、挖掘和阐发。比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中谈到，“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家’，不回避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要让哲学真正面对自己的生活，由此我们才能谈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根基性模式才有可能站得住。这是我们重新理解‘家’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中新社 记者：此前，2023年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开幕式在江苏丹阳举办。你在致辞中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困难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某种文化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世界团结在一起。中华文化中“一多不分”的独特智慧可否在这方面提供借鉴？

2023年8月14日，与会嘉宾和学院在活动现场合影。当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2023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开班仪式在江苏省丹阳市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学员，参加为期13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李国庆 摄

　　安乐哲：“一多不分”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唐君毅从《易经》中总结出的观点。他提出，要从“一多不分”和“二元论”的背景下去理解中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安乐哲”这个人是独特的，这种独特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是从个人的家庭、社会角色(老师、邻居)等而来，最终共同塑造了“安乐哲”。“一多不分”中的“一”是依靠“多”才能发展起来。

　　在我们以这种视角思考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时，“和而不同”或许可以成为答案。“和”就是建立优化和共生体系。在缺乏普遍共识的情况下，文化和传统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调模式。世界哲学既不承认也不允许任何单一的控制视角或主导叙事。不可能有彼此完全一致的谈话模式——我们最终追求的不是唯一真理，只是进行有益对话。

　　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崛起与变化，尤其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创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先例，也使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方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从历史经验出发，西方又觉得中国快速成长是为了超越西方大国，因此产生担忧。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不要着急，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西方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

　　除了漫长且耐心的等待之外，促进更多国家年轻人、留学生来到中国，了解中国，认识真实的中国或许是一个好的办法。另外各国虽然面临诸多分歧，但也可以在环境、气候变化、灾难救援等诸多方面寻求共识与合作。

2023年8月14日，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在活动现场致辞。李国庆 摄

　　 中新社 记者：你运用以中释中的特色翻译方法，先后翻译了《孙子兵法》《淮南子》《孙膑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等典籍。在你看来，中国哲学如何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安乐哲：在中国的书店买书，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品质很高。但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比如，中国哲学由西方传教士引入西方学术界，并将其转化为第四亚伯拉罕宗教。中国哲学在西方图书馆被置于“宗教学”或“古典学”而非“哲学”的书架上，这种文化转换的影响在今天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从翻译本身来看，翻译不仅仅是翻译“文本”，而是在翻译“文化”。将中国古典哲学文本译为西方语言，要有中国语言和文化背景，还需要掌握作为翻译目的语的西方哲学话语。

　　中文资料库中有一些深刻的“哲学”文献，如《易经》《论语》《中庸》等，但这类文献并没有被当作哲学来对待。这是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过程中的严重缺陷，也是推动我与他人合作的动力。起初是传教士，后来是汉学家，在翻译和诠释这些文献，而哲学家们只是偶然或浅显地接触中国哲学资料。但对中国文化的非哲学解读无法引起哲学受众的关注，他们也不会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我和合作伙伴提出了新的哲学翻译策略，即搭建一个框架，通过前言解读背景、更新哲学术语表的关键词条、运用自觉性诠释翻译方法，并提供重要语句的中文原文。

　　我们主张，研究者需要学习中文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就像阅读古希腊文献时，我们会认知“宇宙”“理性”“精神”等术语，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在研读中文文本时，对“道”“天”和“礼”也要有一种敬畏的理解。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中文术语的基础上逐渐走进中文世界。

　　中国哲学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既需要让世界受众走进哲学的“中文世界”，也需要使中国哲学融入世界，把中国哲学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探讨和思考。实际上，中国哲学的“背景板”始终就应是世界范围内的，而非仅仅从国家或地域来局限性地理解。与此同时，为了进步，儒学也要勇敢地探讨自己的缺点，发扬包容性的传统，在扩大与交流中，使儒学变成世界新文化秩序的一个重要资源。(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为本文提供了学术支持)

　　受访者简介：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是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外籍首席专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他先后翻译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并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等中文和英文著作。

【编辑:李岩】